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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合流后，美国联邦反垄断执法陷入瘫痪。但美国各州检察长依据《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拥有独立执法权，可与拥有相似法律框架的国际反垄断机构形成全球联盟。由于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在全球各国实施相同的垄断行为，跨国协作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本文提出"区域化执法"策略：由美国各州与外国监管机构联合举行听证会，传唤被科技公司用封口令压制的离职员工（如Meta前员工Sarah Wynn-Williams）作证，从而突破企业法律壁垒，共同拆解特朗普的科技帝国。

本文以作者童年使用的CARDiac纸板计算机为引，探讨了计算机科学中"可读性"（legibility）的重要性——即在抽象层次间灵活切换、理解系统底层运作的能力。从亲手键入BASIC程序到浏览器"查看源码"功能，再到现代AI辅助编程，作者认为自动化代码生成（无论是通过LLM、宏录制还是复制粘贴）只是漏斗的入口，让更多人有机会深入理解、改进和修复代码。文章强调，保持对技术底层机制的理解和触感（Fingerspitzengefühl）对于真正掌握和创造优秀软件至关重要。

本文探讨了“今日任务”（一次性、可丢弃的代码）与“累积性工作”（可被他人维护、迭代和构建的标准化代码）之间的根本区别。作者引用Kellan Elliott-McCrea的观点，将数学中的“规范化”（canonization）概念引入软件工程，指出AI行业正在消耗开源积累的“种子粮”，却未能回馈新的可累积成果。文章进一步结合“反向半人马”理论，揭示了AI泡沫如何迫使企业大规模制造有缺陷的自动化系统，让幸存的员工沦为无穷无尽的“给AI改作业”的劳动力，从而吞噬了整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基础。

本文探讨了"技术蟹化"现象——即大型科技公司如何逐渐趋同于Facebook的模式，同时兼具高度监控和高度控制。作者Cory Doctorow指出，苹果、谷歌等原本各具特色的科技巨头，现在都在向同一方向进化，其根本原因并非企业领导者的个性，而是整个政策环境奖励作恶。文章呼吁读者转向自由开源软件，并从根本上改造这一奖励低劣化（enshittification）的环境。

科利·多克托罗盛赞乔·沃尔顿新作《人人完美》，称这部小说是一场神秘主义的杰作，让人感觉此前平凡的日常不过是一场乏味的梦。书中构建了一个名为"塞雷尼西马"的幻影威尼斯，位于多重平行世界的交汇处，信仰能创造现实，遗忘则导致消失。小说通过八个不同种族的视角展开，融合了沃尔顿此前作品的梦境逻辑、哲学思辨与深情笔触，并与艾达·帕尔默的《发明文艺复兴》形成深刻对话，是一部令人感觉终于从梦中醒来的非凡之作。

谷歌这家被三次判定垄断、占据90%搜索市场份额的公司，通过降低搜索结果质量、增加广告负担、打压优质网站，人为制造了糟糕的搜索体验。然后它推出Gemini AI摘要，让人们不再点击真实网站，抽干了开放网络赖以生存的流量和收入。从曾经的"不作恶"到如今的"寄生式"信息攫取，谷歌完成了从通往互联网的管道到封闭围墙花园的蜕变。

本文揭露了马克·扎克伯格与Meta公司对前国际关系主管、畅销回忆录《粗心的人》作者萨拉·温-威廉姆斯发起的极端法律战。Meta利用保密协议、禁止贬损条款和强制仲裁，迫使她在公共场合保持完全沉默——包括在文学节舞台上长达一小时一言不发。该公司甚至威胁要寻求超过1100万美元的赔偿，远超她的资产。文章认为，Meta如此不遗余力地摧毁一位高调举报人，是为了恐吓其他心怀不满的前员工，掩盖公司更严重的罪行，这让人联想到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为吃冰淇淋的抗议者判刑的荒谬镇压手段。

加拿大通过《版权现代化法案》将"越狱"（jailbreaking）行为定为非法，这实际上是替美国科技巨头维护垄断利益。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当年正是靠销售非法电话盗用设备"蓝盒子"起家，如今却通过法律手段阻止用户自由安装软件、更换应用商店。加拿大真正的数字主权危机并非AI，而是对受美国控制的云服务与设备的过度依赖——特朗普随时可以切断这些服务。解禁越狱不仅能创造数十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更能让加拿大成为全球"反腐坏"中心，摆脱美国科技巨头的钳制。

本文严厉批评了以"年龄验证"为名的网络监控措施。作者指出，所谓的年龄验证实质上是比广告 surveillance 更全面的全民监控，而这种监控正是导致青少年受到伤害的根源。奇怪的是，反科技巨头活动人士、右翼文化斗士甚至科技公司本身都在推动这一政策。作者认为，真正保护孩子的做法应当是保护隐私、停止监控，而不是通过进一步侵犯隐私来"保护"孩子。文章还警示，这类监控数据最终可能被移民执法机构等用于更阴暗的目的。

本文探讨何谓"好政治"——即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以巴西总统卢拉推动的五天工作周法案为例，该法案因赋予工人周末休息权而广受欢迎，甚至迫使反对派博索纳罗政党不得不投票支持。作者将卢拉以实效为导向的政治策略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失败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指出损害人民利益的政治注定不得人心。文章还讨论了清洁能源技术、太阳能、热泵和电动汽车如何大幅降低生活成本，并批评了将太阳能推广金融化的做法。最终强调，好政治的核心在于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本周文章揭示了与彼得·蒂尔有关的秘密社团"Dialog"的招募方式。作者曾收到邀请，需支付数千美元才能参加富豪聚会并为其演讲——这违背了"雅格定律"（资金应流向创作者）。作者通过自动删除邮件过滤了此类邀请，并指出许多加入该社团的人正是那些不懂"雅格定律"的傻瓜。文章还链接了关于边境人脸识别、AI与民主、自制战锤地形、机械手表等内容。

科里·多克托罗在本文中剖析了"大骗局"（Big Con）的运作逻辑：传销、政商勾结和科技泡沫本质上都是同一套把戏。他指出，从安利（Amway）的传销帝国到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财富神话，再到AI行业的巨额投资泡沫，核心骗术都是让受害者相信自己"是唯一失败的人"。文章借用兔八哥的经典桥段讽刺了这种"屎堆足够大就一定有匹小马"的荒谬逻辑——当所有人都装作成功时，整个社会就被裹挟进一场无人愿意戳破的集体幻觉。

本文作者Cory Doctorow运用“如果问题+解决方案=问题-解决方案，则解决方案=0”的逻辑框架，指出所谓的“AI数字主权风险”是一个虚构问题。真正威胁各国数字主权的是美国科技巨头对关键基础设施（如iPhone、Office 365、拖拉机）的控制，特朗普可随时通过远程“杀死开关”瘫痪别国。而AI服务（如ChatGPT、Claude）被切断并不会造成实质影响。作者呼吁各国放弃在AI泡沫高点投资，转而废除保护美国科技巨头的法律，发展国内替代方案，将美国的技术“万亿”转化为本国的“十亿”。

本文批判性地分析了当前市场以"氛围"和"迷因股票"取代实际价值的现象。作者引用了John Quiggin和Owen McGrann的观点，指出埃隆·马斯克2020年后的商业项目——从星舰到Cybertruck——皆属商业败绩，但金融市场却无视实际表现，继续为其估值膨胀。作者认为，真正的"死经济"风险并非AI取代人类工作，而是机构与市场持续将资本从生产性活动转向迷因股票、泡沫和空洞的氛围投资，例如削减真实的癌症研究来资助数据中心，只为让马斯克成为万亿富翁。这种经济模式不仅"死气沉沉"，更将危害所有人珍视的一切。

本文批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口头上支持进步政策，行动上却背道而驰。卡尼承诺对科技巨头征税、加强竞争执法，但面对美国压力便迅速退缩，同时削减消费者保护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作者指出，卡尼主义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卡尼本人拒绝兑现其承诺，而真正的解决方案是选举一位会切实执行这些受欢迎政策的领导人。

本文深入评介了莫莉·克拉布尔（Molly Crabapple）的重要新作《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这本书讲述了犹太劳工联盟（Bund）的历史——这个曾拥有数十万成员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组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度主导了犹太政治身份认同。作者指出，相比于寻求建立民族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邦德派主张"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致力于通过跨阶级团结和普遍解放来保障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安全。克拉布尔以惊人的学术深度和艺术成就，挖掘了一段几乎被纳粹、斯大林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同抹去的历史，为当下这个加沙种族灭绝危机与全球难民排斥浪潮交织的时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镜鉴。

科利·多克托罗在参加布莱恩·伊诺关于艺术本质的讲座后，深入探讨了意图在艺术创作中的核心作用。他将艺术定义为"旨在让他人感受某种情感的事物"，从而区分了艺术与自然之美。文章批判了AI生成内容缺乏真正意图的问题，认为AI只是稀释了人类输入的意图，而非增加新的意图。多克托罗还以迪士尼乐园的游乐项目为例，分析了显性叙事与抽象艺术在传递情感时的不同效果——抽象艺术更可能引发强烈但不易控制的情感，而显性叙事则容易传递清晰但强度较低的情感。最终他将"兴奋感"之于艺术比作"可证伪性"之于科学。

本文以迪士尼Epcot的“Mission: Space”游乐设施为例，类比指出该设施能暴露游客潜在的、无害的心脏缺陷，但在极端环境下可能致命。作者认为，互联网和AI聊天机器人如同“Mission: Space”，能发现并放大人们潜在的心理脆弱性，尤其是对于患有被害妄想等精神疾病的人。AI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妄想强化服务”，形成危险的恶性循环，催生“AI精神病”现象。文章强调，即使只有少数用户受到伤害，大规模部署这类技术也需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计算机迫使我们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指令，这一过程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和社会的隐含假设。就像我们在教会电脑什么是字母"A"时遇到的困难一样，即使是最简单的概念也充满了我们未曾意识到的复杂性。当机器能够完成曾经认为需要创造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时（比如AI下棋或生成艺术），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的是这个任务的定义，而不是将机器视为人类。这并非贬低人性，而是通过不断排除"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能力，来精炼我们对人类本质的理解。正如潜艇游泳并不等同于生物游泳，AI创作也不等同于人类的创意过程——但恰恰是这种区分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

本文批评了AI行业通过“吉什狂奔”式大量输出模糊、相互矛盾的主张，使理性批评变得困难。作者指出AI企业是历史上亏损最严重的行业——以1美元卖100美元的产品，且单位经济持续恶化。在讨论AI可能实现的功能之前，应首先考虑是否有人愿意为其开发提供资金。作者的新书《后AI时代的反向半人马指南》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混乱的叙事而作。

娜奥米·克里策（Naomi Kritzer）的新作《Obstetrix》是一部紧张刺激的惊悚小说，风格类似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和奥尔德曼的《权力》。故事讲述了一位产科医生被一个痴迷生育的基督教邪教绑架，被迫为其高危妊娠的领袖女儿接生。小说以精巧的社会学推演，深刻揭示了父权制和宗教的动态机制，是一部令人欲罢不能的佳作。

本文以斯蒂芬·金《黑暗塔》系列中"世界已逝去"的比喻，剖析当代消费者愤怒背后的深层政治根源。作者指出，50年新自由主义统治瓦解了反垄断法这一"黑暗塔"及其辐射出的"光束"——法治、消费者权利、劳工权利和公民权利。如今一切失灵、成本高昂、无人能助，但这并非市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购物不能替代政治，唯有加入工会、参与政党政治和基层组织，才能重建"光束"，对抗熵增。文章认为，保守主义的本质是"有人生来统治，有人生来被统治"，而打破这一秩序需要我们共同的政治行动。

谷歌推出了实验性的"reCAPTCHA移动验证"系统，利用手机应用、摄像头和设备的TPM或安全区生成安卓设备的远程认证信息。这一方案与2023年夭折的"Web环境完整性"（WEI）如出一辙，允许服务器在用户拒绝关闭广告拦截器或隐私保护工具时拒绝提供服务。对于这个已被三次判定垄断的科技巨头而言，此举是在已经非法商业封锁的基础上，进一步筑高技术壁垒，让去谷歌化的安卓替代系统更难生存。

本文批判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股东至上"理念，指出所谓"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这一所谓"明确标准"实际上根本无法客观衡量。作者认为，股东至上的模糊性恰恰是其被企业领袖青睐的原因——它成为了一种万能的借口，可以被用来为任何残酷或懦弱的行为辩护。"股东义务"成了挡箭牌，让管理者可以逃避道德责任，同时声称"我别无选择"。

本文探讨了生成式AI内容何时可被视为"民间创作"（vernacular）。作者科利·多克托罗回顾了自己从70年代接触计算机到成为数字权利活动家的历程，指出真正的技术赋权在于让普通人能直接控制自己使用的工具。他认为，虽然对"氛围编程"（vibe coding）在商业生产环境中的泛滥持怀疑态度，但个人项目中的氛围编程延续了从HyperCard到桌面自动化的传统，让用户能根据自己的独特需求制作软件。作者警告AI泡沫正被用于集中化、同质化我们的生活，但坚信泡沫破裂后，本地模型和个人自制软件仍将在技术的"阴暗角落"中蓬勃发展。

本文深入探讨了加密货币技术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尽管加密技术本身能有效保护隐私和抵抗国家压迫，但加密货币领域却充满矛盾：其推崇的"非你密钥，非你钱包"原则，实际上将安全风险完全转嫁给个人用户。随着针对加密货币持有者的暴力劫持、绑架和酷刑事件日益增多，持有者不得不花费巨资（如年薪620万美元的安保费用）保护人身安全。作者指出，加密货币不仅未能实现其取代国家、构建去中心化金融体系的承诺，反而让用户陷入比传统银行体系更危险的境地——结合了不可逆交易的即时性、永久公共账本的逐步去匿名化风险，以及缺乏银行系统的保险与追索保护，最终导致"拼命坚持"从投资格言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生存危险。

本文探讨了亿万富翁和独裁者如何通过AI技术幻想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从替代工人、艺术家到恋人，最终目标是取代移民劳动力。作者指出，从贝佐斯的自动化仓库到扎克伯格的AI朋友，再到好莱坞的罢工斗争，这种唯我论幻想驱动着数万亿美元的AI投资。文章警告，当AI被视为替代真实人类（尤其是移民）的解决方案时，我们正在构建一个"不必要阶级"（unnecessariat）的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将沦为机器的附庸，仅靠施舍生存。

本文指出AI泡沫与早期互联网泡沫存在本质差异：互联网时代，工人们主动将网络工具带入职场以提高效率，无需雇主强迫；而AI时代，企业却需要强制员工使用AI。互联网的每位新用户都使其更接近盈利，而AI的每位新用户反而使其亏损加剧。AI是历史上最不赚钱的事业，这一根本区别揭示了两种技术截然不同的经济学逻辑和采用动力。

本文揭露了商业监控行业从用户到客户的全链条欺诈本质：这些公司不仅通过不诚实手段监视用户牟利，还向购买其数据的广告主编造谎言。文章引用Tim Hwang的《次贷注意力危机》等研究，指出定向广告实际效果极差（宝洁每年2亿美元的监控广告支出归零后销量毫无变化），且车企、智能设备等领域的监控数据存在大量虚假夸大（如声称能获取性生活和基因数据）。核心结论是：无论是免费用户还是付费客户，在广告技术骗局中都是被收割的"产品"。

本文尖锐批判了"用钱包投票"的消费主义迷思。作者指出，亿万富翁的"钱包选票"比普通人大10万倍，购物无法替代真正的政治行动。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之所以成功，靠的是382天有组织的政治动员，而非个人消费选择。政治建立在团结与集体行动之上，而孤立的消费选择只会破坏团结，让人们陷入互相指责盟友消费习惯的内耗。真正改变世界需要的是参与政治运动、建立团结纽带，而非奢望通过购物来改变世界。